赵昺是在月初离开开封的，但这次他是铺开仪仗大张旗鼓的离开的，此时百姓才知大宋皇帝已经在城中驻跸多日。虽然没有出现箪食壶浆的场面，可能百姓也想看看离开汴京二百年后的旧主，一时间大街上也是人山人海，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行驾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赵昺也是有所考虑的，当下大名和济南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山东、河南及河北一部皆已收复，他们北复中原的意图业已暴露，再没必要隐匿行踪。其次接近年终，祭祀巩义诸陵的事情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就要被骂作不肖子孙了。
再者，当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各部推进的速度超出了战前的预计。因此需要重新调整部署，制定作战计划。而开封已经远离前线，他们也要向前推进，以便更好、更快的掌握前方情况，及时处理军情，协调各部。
临行前，赵昺也对诸事做了布置。尽管靖康之变后，赵构南渡但是依然是以开封为都城，杭州称临安，绍兴皇陵也只是做‘攒宫’，以待迁回旧陵，以此表示不忘收复故土的决心。所以尽管开封失落二百年，可名义上仍是大宋的都城。
因而在任命开封主官上让赵昺颇费思量。开封府尹在五代、宋朝一重要官职，为首都开封府的最高长官，位在尚书下、侍郎上，一般是从一品或二品官衔，若为“储君”担任，则为一品官衔。五代、宋初，任开封府尹者，多为事实上的储君。周世宗、宋真宗于即位前都曾担任此职。
以后此职就多由亲王兼任，其中秦王赵廷美据说也是金匮之盟约定的继位者，所以由谁担任府尹就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当下大宋唯一的亲王是赵孟锦，担任着南京留守，再者其也不可能成为储君。
问题是赵昺现在有了好几个儿子，虽然没有确立太子，也因为年纪尚小皆没有被封为亲王，也不存在储君的问题。可问题是开封府尹其实就是个挂名的，一般不做具体工作，就是傻子也能干，小孩子自然也不是问题。
但大宋皇室的规矩是当代皇帝的亲子皆封亲王，也就是说赵昺的几个儿子天生就有亲王的帽子，只是早晚的问题，当下选一个立为亲王爷无不可，不过如此又会引发立嫡之争。可他不想‘惹事’，更不想为此影响北伐。
此外，以亲王权领开封府尹，还会使人以为此是迁都的暗示。而江南人一直担心迁都后会影响江南的繁华和富庶，所以对于迁都十分抵制，甚至为此反对北伐。
赵昺一者不想在此关键时刻节外生枝，进而影响到北伐中原；二者，他与陆秀夫与几位重臣也曾暗自出皇城实地考察了开封城及周边的情况，周围的水系因为黄河泛滥遭到破坏，运河因此改道，失去了昔日水路汇集都会的地位，导致物资输送成本太高，难以满足一国之都的需求。
另外黄河水患日趋严重，而彻底治理黄河不仅工程浩大，耗费日久，非是十数年之功可以做到。想想一国之都时时要担心被洪水淹没，心里素质再好的皇帝也会惶恐不安。再加上其它诸多因素，赵昺和众臣皆认为开封不宜再作为都城。
综合以上因素，赵昺决定以陆秀夫权领开封府尹，而以中枢众臣兼领开封府事在本朝亦有先例。如此即彰显了朝廷对于旧都的重视，也免去了诸多的猜疑。不过陆秀夫不可能常驻开封处理具体事务，便又以康宝华为知府，负责具体工作。
康宝华在首次北伐时仅是嘉定知县，其在蒙元偷袭江南的危机时刻及时将满城百姓撤到安全地带，并一把火焚毁了仓廪，使得玉昔帖木儿大军无法获得补给。鉴于其优秀表现，战后升任知府，后又调入尚书省任兵部右侍郎，考评皆为优秀。
此次北伐康宝华随驾亲征，参与接收开封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就稳定了民心，恢复了城市秩序。并组织和领导所属州县的接收和土地改革，剿灭了周边盗匪，镇压汉奸和旧官，其工作能力受到赵昺及大家的认同，以其为开封知府并无异议。
赵昺和几位随扈众臣考虑到收复广大区域后，参战的各部禁军不得不派兵留守，导致处处分兵，战斗力被削弱。他们决定以参战的州军为基干与战前编练的预备军团改编成二十个独立旅，每部兵力控制在五千左右，作为镇戍军布署到各地，配合地方州府维护治安和剿灭元军残部的任务，让留守的禁军迅速归建。
过去讨厌繁琐礼仪的赵昺这次如此排场的出行，当然不只是为了宣示主权，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而是另有深意……
巩义宋皇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的巩义市，距离宋都开封二百余里，距离洛阳城倒是仅百多公里。南有嵩山，北有黄河；按照自然环境和皇帝的埋葬顺序，分为四个陵区。陵墓群涵盖了北宋除徽钦二宗之外的其余七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统称“七帝八陵”。
陵区周边就已经戒严，所有无关人等不得靠近陵区二十里以内，形成了一个方圆百里的封闭区域。在数万大军的护持下行驾浩浩荡荡的到了巩义后，赵昺祭陵的首站是巩义西南陵区，这里有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祔葬九座后妃陵及陪葬子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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